阜阳
HR职场兵法----用人之先,在于识人
日期:2017-12-11 浏览


古人云:为治以知人为先。即是指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可以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这很富有哲理的良言告诉世人,不了解人就能不很好地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人。所以,得人之道,在于识人。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越深刻,使用起来就越得当。历来人们者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就是说,帝王的作用,没有比识别人才更重要的了。如果一个国君,有贤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这是一个国家三种不祥之兆的表现。所以,作为一个明君,最在的隐患就在于不能知道和识别人才。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一旦知道和识别到了人才,如果不及时推荐和提拔使用,则为失才的表现;同样,一旦了解和识别的人既缺德又缺才,如果不及时从其责任的位置上撤职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罢免,仍将其使用,这必然是国家之祸,使人民受害,后患将是无穷的。正因为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对识人重要看得非常之清楚,所以都产生了共识:要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总之,国之兴亡,务在得人,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何世无才,患在不识。不能识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这是识人学的第一要义。1. 知人而善用知人善任,说有是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不知人,就不能用人。善任又是知人的目的和深化。识人、知人完全是为了使人才能善任,在使用过程中又进一步更深刻地识人、知人。

人才的识别,是对人才在政治觉悟、思想品质、知识、工作能力、性格、精力和体力状况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考察与评价。"知人"既是人才管理的重要的内容,又是对人才合理使用和科学管理的前提条件。可以说,知人是坚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贤的基本保证。没有识人的"慧眼","近已之好恶而不自知",就不能坚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贤的原则。知人是对人才实施科学管理的生理环节,知人是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也是激励人才奋发进取的有效措施。

《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阳武(今河南省阳武县)人。家境清贫,好读书,初事魏咎,继事项羽,后归汉。他通过魏无知推荐得见刘邦。刘邦跟他谈话,见他有才智很高兴,问:"子之居楚何官?"陈平答:"为都尉。"当天,刘邦就任陈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知道了都为之哗然,说:"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刘邦听了,更加厚待陈平。

过了一段时间,周勃、灌婴等大将也对陈平有意见,认为刘邦如此信任陈平不当,都谗毁陈平说:"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是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刘邦听了也起疑,便叫魏无知来,责备他为何推荐陈平这样的人,无知说:"臣听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刘邦也叫陈平责备他说:"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以吾游,信固多必乎?"平答道:"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之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画有可中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刘邦见他说得有道理,便向他道歉,厚加赏赐,擢升为护军中尉,监察全体官兵。从此,诸将不敢再谗毁陈平。

刘邦这人的长处是善于知人用人,大胆于基层中提拔人。陈平归汉之初,与之谈话知道他有才智,便赏识其人,任为都尉,兼参乘,典护军,这虽非大官,但却是重要的官职,参军是亲信侍卫,与刘邦同车出入,非心腹之人是不能任此职的;典护军是军法监察,是参加管理人事工作的,陈平新来而监察原有将兵,可见对他的信任。尽管众将认为刘邦如此信任一个从楚来的逃犯而大哗,并不能动摇刘邦对陈平的信任,反而更厚待陈不。

刘邦如此重用陈平,足见他确是善于知人和用人。而陈平也确是个奇才,后来刘邦战胜项羽,处于危急而能转安,以及刘氏政权不被吕氏所夺,陈平出奇计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惟尽知已之所短而能去人之短,惟不恃已之所长而后能收人之长。"

在这里,魏源辩证地论述了用人的长短关系,把能否知人之长短作为能否用人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他强调:"惟不持已之所长而后能收人之长",是很有见地的,他揭示了能否知人用人的关键原因。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为何能用人之长,而项羽则不能?这是因为刘邦没有满足于自己的长处,也不认为自己的计谋超过人,更不以为自己有军事天才,正因他有自知之明,故能虚心听取张良、陈等的奇谋深策,放手让韩信、英布、彭越等猛将去独当一面各自作战,也就是说他能用谋臣武将之所长,为他打天下;项羽则自恃深懂兵法,又有力可拔山举鼎之勇力,认为比谋臣武将都高一等,也就不能用他们的长处,既不听谋主范增的计谋,对于韩信、陈平的献策也不屑一顾;有猛将也视而不见,有也不信任。致使范增气得辞职,韩信、陈平等天下奇才和猛将英布离楚归汉。结果是:刘邦能用众人之长成已之长,项羽不能用人之长而致成已之短,谁胜谁败,大局则定。

唐太宗能用别人之长,隋炀帝则不能,其原因也如此。唐太宗是个文武全才的英明之主,但他不满足于已之所长,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故能虚心听谏纳谏,用人所长以补已之不足。故其身边,有所长的人材济济,能成就大业。而隋炀帝自恃其才高之过人,他说的话都是对的,不容别人反驳;他做的事都是对的,不允许别人违背。而顺之者则可升,违之者则杀头,故不能用人之所长,只能用人之短,既不能用有才能的忠直之臣,只能用一些阿谀奉承的佞臣,结果,众叛亲离,最后被他认为身边的"心腹"之臣所缢死。

新中国在用人问题上,继承了中华民族知人善任的优良传统。1977年12月,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选配领导班子时,"要做到'知人善任',所谓'知人'就是考察、选准干部。所谓'善任',就是正确地使用干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叶剑英同志所讲的"知人"与"善任"的辩证关系,虽然是针对选配领导班子而言的,但实际上也适用于一般军事人才。"知人"既是军事人才管理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军事人才合理使用的科学管理的前提条件。因此,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人才实施科学管理,就是要用科学的理论、途径和方法,使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充分调动每个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人才的最佳效益。关键在于知人,也就是对管理对象的考察了解。著名无产阶级军事家刘伯承对军事人才管理之道可谓深知谙熟,在他驰骋疆场几十年的实践中,对手下每一个指挥员的长处短处、脾气秉性都了如指掌,所以他用人得心应手,恰到好处。抗战时期,刘伯承在一次闲聊中得知,一位学经济的大学毕业生,在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鲁西北当副排长去了,刘伯承马上详细询问此人的情况,并派人追赶几百里,硬是把他追了回来,分配到师供给部工作,发挥了他的专长。这一生动的事例说明,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军事人才的实际情况。

知人善任,在国外也受到普遍的重视。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美国汽车大王艾柯卡领导企业的切身体验。他曾说:"我见过许多比我精明的人和许多对汽车行业比我懂得更多的人。然而,我已超过他们。为什么?因为我厉害吗?不。待人粗暴而轻率的人成功的日子是不长的。"

在讲话时,艾柯卡特卡特别注重针对听众的心理。他说:"使用听众自己的语言同他们讲话是重要的,这件事如果做得好,他们会说'上帝,他说的就是我想的',他们一旦开始尊重你,就会跟你到底。他们跟随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神秘的方法,而是因为你在跟随他们的想法。"

他尽力鼓励别人提出哪怕是超出他们实际能力的想法与建议。在别人拿出具体办法前,他尽量做到不去干预和影响他们的设想。他还习惯在与下属交谈后,让对方将所谈的意见或建议写成书面文字,使这些想法具体化,以弥补口头交谈之缺陷,防止自己被仅仅是娓娓动听的言辞打动而采纳了不成熟或不切实际的意见。

艾柯卡在工作中,十分注重保护下属的积极性,例如当某位下属的意见未被采纳时,他总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建议是有效的,只是由于条件限制不能即时实现,以鼓励下属今后提出新的建议。当需要对下属进行表扬或批评时,他奉行这样一条原则:"假如你要表扬一个人,用书面;假如你要使他难堪时,用电话。"书面表扬能体现郑重和对成绩的充分肯定。当下属工作中出现失误时,过份的难堪则会大大挫伤乃至毁灭他们的积极性。

艾柯卡在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时,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而当他离开福特公司到克莱斯勒公司任董事长时,这批人纷纷拥向克莱斯勒,他们放弃福特的优厚待遇,谢绝了福特的一再挽留,而甘愿和艾柯卡一起冒险,尝艰辛。由此可见,艾柯卡的知人善任和人际交往的特殊魅力。艾柯卡说:"我设法寻找那些有劲头的人,那样的人不需要多,有25个我就足以管好美国政府。在克莱斯勒,我大约有12个这种人。使这些管理人员具有力量就是他们懂得如何用人和发动人。"

这是他成功的关键,从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迹。他的领导才能甚至超出了一个最卓越的领导者的范围,以致人们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美国总统竞选人。2. 得贤必须识贤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但是举贤并非易事,并非人人都能识贤的,尤其是当贤者还不出名之时,或大智若愚之时,更不易识其贤与不贤。这就要荐贤的人要高人一筹,无论在识人的素质方面,还是识人之技巧方面,都有自己的"绝活儿"。所以,历代有识之士都认为,荐贤于贤,自身贤能的是贤人,能推荐贤才的,也是贤人。"责所举之贤,不若责举者之贤。举者贤,则所举贤。"就是说,要求所推荐的人是贤人,不如要推荐者首先是贤能之人。荐贤者,那么被推荐者必然贤。如果荐举的人是优秀人物,那么任何政务都可以得到料理;荐举的人如果不贤,那弊端就会从此而生。当然,荐才应出于公心。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自己门下。能出以公心,就能做到既使是自己的仇人,只要他有才能,也同样举荐。选取贤才的途径,当然不止一条。但是最周密慎重的办法是在实际中试用,并进行考验和审察。

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苟得其躯而不论其心也,斯与笼鸟槛兽无以异也。也就是说,圣明君主获得贤才,主要是获得他们的耿耿忠心,不是仅仅得到他们的身体。如果仅仅是他们的身体,而不论他们的思想如何,那就与将鸟关在笼子,将兽关在槛栏中一样。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然千里马常有,而伯东不常有。为了识别、选拔出更多更好的贤才,识人者首先要努力使自己成为贤者。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质,提高识人的水平,才能在更大的范围中实现得贤必须识贤。3. 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要想天下治,只在用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事实也已证明,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的原因啊;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就是后汉衰败的缘故即可!

古人说得好:"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这就是说,不了解人,不识人就不能很好的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没有了解人,识别人。若不能识人,势必不有用人,进一步证明知人才能善任。所谓"知人",就是考察、选准人才;所谓"善用",就是正确地使用人。"知人"与"善任"之间是辩证关系,"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础,"善任"是"知人"的延伸和深化。"苟能识之,何患无人?"这就说明了如果能识别人才,哪儿用得着担心没有人才呢?

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确定、识别一个人是否是人才主要决定于其志向和行为,评价一个人的好坏一事实上要参考其行动的效果的反响。识别一个人,要看其面对金钱如何置,而对困难怎样处理,要看其在没有的注意时如何行动,要看其酒醉之后的举止,那从行动上进行识别。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时危机臣节,世乱识忠良。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日间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日间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识人有不同的方法。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义之心,必以忠,勿以欺。善观人者索其终,善修已者履其始。4. 知能不举,则为失才古人云:"知能不举,则为失才。"这是高明之见。因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图治以国之道,务在举贤。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荐贤为要。谋求天下大治必须把人才作为根本;作为臣子,要把荐贤作为最后要的事情,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知道人才而不推荐提拔,朝廷里面就会出现私刻玉玺;如果知道有贤才而不肯推荐,听到坏事而不报告,为了保住自己而隐瞒真情,像寒蝉那样默不作声,这就是罪人。说得严重些,如果知道贤才而不推举,这比盗贼更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只有推荐德才兼备的人出来建功立业,才能使得国家兴旺发达。所以,全国上上下下,应该尽各自的责任,知贤必举。"安上必在于荐贤,危身莫逾于旷职"。就是说,使皇上感到安心的事情莫过于推荐贤才,危害自身的事情莫过于不负责擅离职守。同时,"在位者以求贤为务,受任者以进才为急",在高位的人应以访求贤才为最要紧的事务,接受任命的人应以推荐人为最急迫的事情。朋友,你知道报效国家是什么为大呢?是推荐贤才为大。身为贤者自身贤能的肯定是贤人,可是能推荐贤才的,也是贤人。可以说,报答国家的忠诚,没有超过荐举贤才的;辜负国家的罪恶,没有超过隐蔽贤才的。尤其是"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也就是说,有贤才而不报告荐举,叫做掩盖贤才,罪在五刑。早在古代人那里,就有不少人认为,"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历史与现实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醒世警言:人臣报国,荐贤为重,知能不举,则为失才。5. 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古人说得好,"国之大事,莫大于用贤,退不贤,赏功罚罪矣。"这不是说,国家的大事,没有比任用贤能,黜退不肖之徒,奖赏有功者,惩罚犯罪者更大的事情了。因这,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有退;国之将亡,贤不隐,乱臣贵。这就告诉人们,君子受用,小人被黜,这是国家兴旺的吉兆;贤人隐退,乱臣道,这是国家灭亡的征候。再说,使用贤者,那么社会上做好事的就会多起来;任用不贤者,那么社会上的怨苦声就会大作。当好人受气,坏人吃香的局面出现,国家不乱才是怪事。所以,前人从切身的经历中得出血的教训;知恶不黜,则为祸始。

古人历来认为,如果任职之臣多不得当,贤者退黜而不肖者升进,忠直者疏远而谗佞者亲近,天下就十分危险。任用人才必须得当,否则会危及天下。

我国历代军事家还比较重视对军事人才的考核。在历史上有"考绩"、"考察"、"考课"、"考成"等记载。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就强调要通过考核来"罢不能","废无用",即罢免无能和不称职的官吏;"捐不急之官"即除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官。管仲更明确地提出:"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意思是说,即使有才干的确的人,不经过考核和试用,也不能轻率地录用。我国三国时期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把考核作为军事人才官职的升降、赏罚的根据。如曹操说的:"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同时他还强调要做到公平合理地进行赏罚,就得进行有效地考核,没有正确地考核,就谈不上正确的赏罚,因而就不利于人们改错立功。这种考核观念发展到魏明帝的时候,逐渐形成了"考课之法七十二条"制度。

自古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然后百度修,庶绩凝,方夏安,奸宄消伏,戎锹不敢轻侮中国,百王由之,若出一轨。

贤者任之,奸邪者不任之,则任贤之道尽矣。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有功者进,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如是可以劝而惩过。

秦始皇出游到沙丘病死,其幼子胡亥在赵高策谋、李斯支持下,矫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杀秦始皇遗诏要立的长子扶苏。胡亥登上皇位后,想的不是如何治国安民,而是如何才能享尽人间的富贵。他和赵高的一段对话,显示了这位"二世祖"的本色。

胡亥对赵高说:"夫人生居世间也,壁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可乎?"意思是说,人生苦短,既为皇帝,如何才能享尽人间富贵。赵高大为赞扬说:"此贤主之所能行也。"

赵高是个很阴险而有心计的宦官,他深知胡亥这个"花花公子",所想的是如何能安坐帝位以尽情快活,便一切顺着他使他沉迷于享乐,以达到孤立而控制之的目的。

赵高先是向胡亥提出"高枕肆意宠乐"的办法是:"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殊,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危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陛下枕肆意宠乐矣。计莫出于此。"胡亥果听赵高之谋,尽除其先帝旧臣,杀其兄弟十二人姐妹十人。

在达到孤立胡亥的目的后,便阴谋将胡亥控制在手里,他对胡亥说:"先帝临朝制天下久,朝群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下称朕,固不闻声。"这是说,胡亥年轻,缺乏理政经验,他不上朝,上朝与群臣一起决事,错了会被群臣轻视。胡亥只想享乐,要他不上朝,当然乐得听从,于是处理朝政,只在禁宫中独与赵高商议决定。而胡亥这个"花花公子"没有理政才能,实际上朝政大权者操纵在赵高手里,赵高利用手中权力诬以谋反罪杀李斯后,被任为丞相。

赵高阴谋为乱,取而代之,恐群臣不听,便先试之:他献鹿给胡亥,说:"马也"。胡亥笑说:"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大都默然,有的说是马以顺赵高,有的直说是鹿,赵高则以他事将说鹿者杀了。从此群臣者害怕赵高,而赵高敢于指鹿为马,而群臣大者不敢吭声,说明他的权力已超过了胡亥。

胡亥穷奢极侈,尽情享乐。为满足其私欲听赵高用严刑峻法,横征暴敛,致激起人民造反,天下大乱。赵高却对胡亥说:"关东盗毋能为也。"及秦军主力于巨鹿被项羽军消灭,胡房知情责备赵高,赵高怕被杀,便先动手杀胡亥。赵高恐被群臣反对,不敢自立,便立子婴为秦王。旋为子婴所杀。不久刘邦攻入关,子婴投降,秦亡。6. 明君之治,患用而不知明君之治,患不知人。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例如,唐太宗使用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贤相,所以开成了一斗米只值三钱,夜不闭户的清平盛世;唐玄宗用杨国忠、李林甫这样的奸臣,所以造成了安史之乱,蒙受了尘土飞扬中仓皇迁移出逃的祸害。又如,唐玄宗当政之初任用姚崇、宋璟,国家得了治理,后来任用不当而形成了混乱。以一个人的任用不同,而有如此大的利害悬殊。这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明君之治,患不知人。作为一国之君,要想使国家得到治理,就必须识人。做到"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辨而易治。换句话说,就是有才能的人不可以埋没,败坏事情的人不可以粉饰,被吹捧的人不能提拔,遭诽谤的人不要排斥,那么,在君臣之间,贤遇功罪,分别辨明,治功自成。所以,君主要做到知人善任,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即君主所要审察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大臣的品德与地位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对于明君来说,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换句话说,作为君主应知人者智,自知者才是明君,而知者莫大于知贤,就是指没有发现和了解贤者更重要了,对于主持政务的人来说,没有比任用贤者更重要的了。这说明君知贤、任贤极为重要。可以这样说,明君之治,患不知人,明君之德,莫在于知人。

秦穆公能起用百里奚以称霸,并非穆公直接赏识他,而是由公孙枝的推荐。如果没有公孙枝的推荐,百里奚之个大才将会埋没,将在楚国当奴隶了其一生,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公孙枝让位推荐百里奚的故事见《吕氏春秋·慎人》。

百里奚曾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晋找败虞国,他这个虞国大夫当了俘虏,后又被晋国将他当陪嫁臣送到秦国,在秦国喂牛;他逃亡被楚人抓住,被人用五张羊皮买了当奴隶。作国大臣公孙枝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知道百里奚是个大才,建议秦穆公以五张羊皮将他赎回,让他担任自己的大臣职位。穆公说:"买之五羊皮而属事焉,无乃为天下笑乎?"公孙枝答道:"信贤则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穆公听之,便派人将百里奚赎回。

可见,秦穆公开始是反对起用百里奚,因这百里奚是楚人的奴隶,用奴隶为大臣,将会闹笑话。可是,公孙枝情愿让自己的大臣职位给百里奚,这非忠于国家的人是做到的。在公孙枝的力荐下,秦穆公终于同意用百里奚。当然,秦穆公能同意用奴隶百里奚为大臣,也是明主才能做的事。正如公孙枝所说,信任贤臣,哪会闹笑放。后来的事实,确是如此!

每个时代者有百里奚这样的贤臣,问题是否有公孙枝这样忠于国家的人肯让位推荐,和秦穆公这样的明于用人的人用之罢了。

《元史·不忽木传》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不忽木被召入中书省任中。当时,依附奸臣桑哥的榷茶转运使卢世荣向元世祖说,如能任用他,则国赋可增加十倍。世祖征求不忽木意见,不忽木说:"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恶稔显著,国与民俱困,虽悔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世祖不听,任世荣为右丞相。不忽木愤而辞去参议中书省的职务。世荣只任一年,便因罪被杀,世祖对不忽木说:"朕殊愧卿。"升不忽木任吏部尚书。

元世祖忽必烈是元朝的建立者,他为加强中央集权,重视财经改革,以增加收入,但被一些聚敛之臣的花言巧语所惑,提拔重用他们,卢世荣就是其中一人。不忽木因卢世荣依附奸臣桑哥,其人可知,而他所说如用他可增加国赋十们,而国赋从何增加,无非重剑于民;又鉴于历史上一些聚敛之臣往往操利术以惑君而被重用,结果使国与民俱困的教训,不忽木一眼就看穿卢世荣的本质,故坚决反对任用卢世荣。元世祖被其利术所迷竟升其任右丞相,不忽木愤面临辞职以示抗议,确是大义凛然。卢世荣公任职一年便暴露其真面目:他主持财政,为增加国赋,重敛于民被其他大臣弹劾其言行不符,苛刻诛求,使民间凋耗、天下空虚。元世宜虽被惑于一时,及发觉其罪行,将之杀了,并向不忽木承认自己的错误,因认为不忽木知人,将其升为吏部尚书,掌管全国人事工作。元世祖知错认错,因服不忽木有知人之明,而赋予人事大权,不愧是一有为之主。7. 帝王之善,莫大于知人百里奚是个奴隶,因被秦穆公赏识而重用之,后与蹇叔等辅佐秦穆公建立霸业。《史记·秦本纪》记载:晋献公消灭虞、虢两国,俘虏虞君及其大夫百里奚。晋与秦联婚,以百里奚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送入秦国。之后,百里奚逃到楚国宛县,被楚国人抓住做奴隶,穆公知百里奚是个贤人,想用重金去赎,又怕楚国知其身价不给,便降低其身价按照奴隶价格去赎,派人到楚国说:"吾媵臣(陪嫁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羚羊(公羊)皮赎之。"楚人便将他囚而送回。这时,百里奚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穆公很高兴,敬佩其才,任之国政,号称"五羚大夫"。百里奚谦让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不知。臣赏游困于齐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困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以知其贤。"于是,穆公派使以重金聘请蹇叔,任为上大夫。

秦穆公能用奴隶百里奚,并得百里奚推荐而用蹇叔,说明了两点:一是知人能用人,这是因虞君不知百里奚,故不相信他。不用其策。晋国俘虏百里奚,却用他为陪嫁臣,说明也不知百里奚。而楚人用百里奚为奴隶,是把百里奚视为最贱之人了。只有秦穆公慧眼识人,能知百里奚,一到则委之国政。二是贤人才知贤人,才能推荐贤人。百里奚穷到无饭食而乞食于齐地时,是蹇叔收留了他。世人不知蹇叔贤,百里奚在人与蹇叔对他多次规劝中知蹇叔的才能胜过自己。百里奚因穷困先后想事齐君无知、周王子,因蹇叔认为非所事之人力加制止,百里奚听他的话才免于难。事虞君也被蹇叔劝止,百里奚因穷贪其禄爵而留任,但虞君不听其谋,及虞灭及已被俘,才知蹇叔见识高明。而百里奚虽知蹇叔才能超已,不妒忌而力荐,足见百里奚是贤者。任用一贤者,必将有更多的贤者来,这就是"物以类聚"。

事实说明:秦穆公并没有知错人,用错人,百里奚、蹇叔为穆公竭智尽力,对秦国政治、军事、外交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促使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史记·郦食其传》记载: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省杞县南)人。他好读书,家庭贫穷,无以为活,只好在里中当看门人。因其人性情与一般人有异,人们都称他"狂生"。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响应,各国将领为略地经过高阳的有数十人之多,郦生与之接触,觉得他们眼光短小,只顾眼利益而没有远志;讲究繁琐礼节,自以为高人一等,跟他们谈深谋奇策也听不入耳。因此,郦生深自藏匿。他听人说沛公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他认为刘邦正是他愿意追随的人,恨无人代他介绍。沛公刘邦略地到陈留,其麾下有与郦生同乡的一个骑士归来,郦生便拜托他转告沛公:"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其冠,溲溺(拉尿)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这位骑士归去,把郦生托他说的话转告给刘邦。

刘邦到高阳驿站寓所,派人召郦生,郦生入见,这时,刘邦正坐在床上让两个美女代他洗脚,郦生仅作揖,而不跪拜,立道:"足下欲助秦功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刘邦发火骂道:"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再见长者。"刘邦立即停止洗脚,起来穿戴好衣帽,请郦生上座并向他道歉。郦生就跟刘邦讲六国合纵抗秦的故事,刘邦听了高兴,问:"计将安出?"郦生说:"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刘邦采纳其计,立即派他去说陈留县令,率兵随其后,陈留县令果听郦生而归附刘邦。刘邦封郦生为"广野君"。

郦生是个很有才智的儒士。在逐鹿中原的乱世,不只主择臣,臣也择主,郦生观察起义众将,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气候,没有一个值得为之效力,于是深自藏匿。他后来主动要求人传话使能投在刘邦的麾下,主要是因为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因平易近人,则能团结人,可以与之相处;能采纳计谋,自己的才智才能发挥,辅佐他必以成大事。郦生并没有知错人,择错主,尽管一见面,刘邦傲态毕露,又破口骂他是贱儒,可是他批评其错误后,刘邦知错能改,并向他道歉,以礼相待,虚心请教。郦生一献取陈留之计,刘邦立即采纳执行。后来刘邦能图天下,也正因他有这两超人的优点,即能团结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有众才智之士为之出谋献策,而他能采纳;能"解衣衣人",慷慨分土封官使众多猛将为之奋战沙场,终于打败项羽而创建西汉王朝。

郦生在刘邦初起时便赏识其人,不计较他傲慢骂人,能从大处看人,可说善于知主。8. 有贤不知,国不祥"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无论哪个时代都是英雄辈出,就怕没有识才的眼光。

俗眼不识神仙,只有伯乐最了解什么样的马是骏马,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君子。人生相遇贵相知,孰谓世间无伯乐。也就是说,人生相遇贵在彼此能够了解,谁说世间说没有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呢?如果相马的人忽视了瘦马,便会把千里马遗漏了。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观察评定一匹好马,往往因为它表面上瘦弱而错认为是一匹劣马;评价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因为贫穷和没有地位而错误地认为不可取。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眼光来看待人,则无人才可言;如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用发展的观点来看人才,人才到处都存在,无才也会成为有才。

"得贤则昌,失贤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这就是说,得到贤人,国家就会昌盛;失掉贤人,国家就会衰亡,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这种见识得到众多人的赞同而产生了共鸣。如古代著名思想家范仲淹在《选任贤能论》中也指出:"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这意思是说,得到贤明和杰出的人才,国家就安定而有秩序;抛弃了贤明和杰出的人才,国家就混乱。所以,世人常说:"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国之需贤,譬车之恃轮,犹舟之椅楫也"。"政以得贤为本,治去秽为务。"这里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治理天下,端正社会风气。应以得到贤才为根本。国家需要贤良之才,就如同车依靠轮子,船离不开船离不开船桨那样。治政以得到贤才为根本,治理社会以除去坏人为首要事务。

鉴古察今,贤才对于国家来说,就像利器对于高明的工匠、绳墨对于灵巧的木匠一样必不可少。如果缺乏贤才,就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国家缺乏贤能之才,如同凤凰缺少翅膀,而想直上云霄、背负青天一样,终究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国家如果没有贤才,就像天鹅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有飞至千里的愿望,还是不能达到自己心中想要的地方。如果国家有众多贤才,就如同乘上造父驾驭的马车,搭坐越人制作的舟船,自己不费力就可以到达千里之外,脚不行走而能到达蓬莱岛。如果"治世不得真贤,譬如治疾不得真药也"。所以,人们总结了古今中外的治国之道,得出了治理国家的方法中有三个要点,一是树立雄心大志;二是督促所任用的人积极工作;三是访求贤才。

那么,什么是贤才呢?古代思想家庄子在区分什么是圣人与贤人时说过:"以德分人谓之圣,以才分人谓之贤。"9. 知贤不用,国不祥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知贤不易。然而知贤却不用贤,这实在是人才的在大浪费,是国家的一种不祥之兆。

古人说:"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也就是说,国家大政,没有贤才就得不到治理;天下大事,没有贤才就不能成功。说明治理国家要任用贤才。我们讲识贤也正是为了举贤。常言道:"为国入宝,不如能献贤。"这就是说,给国家送宝物,不如去推荐贤才。其实,贤才,就是国之宝也。换言之,"国之宝器,其在得贤。"我们"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即说明人才是国家的珍宝,其价值远远高于珍珠玉器。正因为如此,古人和今人善观于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是观其用人之贤否。

贤能才能昌盛发达,人民必须依靠贤能才能得到治理,事物必须依靠贤能才能顺利发展。但历史上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凡是贤能之才,没有不想得到使用而为国效力的,但没有识贤的人推荐,所以被当时埋没遗弃。

刘向《说苑·君道》记载了姜太公(即辅佐周武王灭纣的吕尚)和武王关于得贤失的两则谈话。一则是谈得贤而国家危亡的原因:

武王问太公:"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答:"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问:"其失安在?"太公答:"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说:"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在这则谈话里,姜太公指出君主举贤而国危亡的原因是"用小善",即"君好誉而不恶谗也",这是说君王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却不厌恶小人的进谗言,于是贤佞易位,是非颠倒:以佞为贤,以恶为善,以奸为忠,以伪为信。因而赏罚不明:有功不赏,有罪不罚,使小人经结党营私,排挤贤臣。结果是忠臣无罪而死于诽谤,小人无功因互相吹捧而得到奖赏。历代危亡之国,莫不由此。

另一则谈的是为何得贤敬而国不治:

武王问太公:"得贤敬士,或不能以为治者,何也?"太公答:"不能独断,以人言断者,殃也。"武王问:"何为'以人言断'?"太公答:"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说:"善!其为国何如?"太公答:"其为人恶闻其情,而喜闻人之情,恶闻其恶,而喜闻人之恶,是以不必治也。"武王说:"善!"

在这则谈话里,姜太公指出君主得贤敬士而国不治的原因是:君主不能独断,而一切事都靠别人所说的决定。这样就贤佞不分,既不能知贤者而用之,也不知佞者而退之。而君主厌恶听说自己的错误,而喜欢听说别人的错误,这就必然喜欢人阿谀奉承,和听取对别人的谗毁,这就必须疏远贤人,受小人所操纵,国家哪能治理得好。

以上姜太公的两则谈话,辩证地说明:不知贤则不能用贤,不能用贤也就不能知贤,其结果是贤人遭殃,小人得志,这便是国不治以至危亡的原因。

船夫讽喻晋平公好养士而不知贤

春秋时晋国国君平公乘船游于黄河西部,船到中流,他感叹说:"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乎?"船夫固桑答道:"君言过矣。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今君好,则贤士至矣!"平公说:"固桑来!吾门下食客者三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固桑答道:"鸿秸(天鹅),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翮(天鹅的羽茎)。夫腹下之毳(细毛),背上之毛,增去(减)一把,飞不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是翮耶?将腹背之毳也?"晋平公默然,无话可说。(《亲序·杂语》)。

这位船夫固桑对晋平公所说的话,妙在讽喻:剑、珠、玉者是远地的宝物,因平公爱好,三宝没有脚也来了,而平公好士的放,贤士有脚自然是会来的。平公认为他养士达三千之多,哪能说他不好士。船夫提出质疑:这三千食客究竟是天鹅的羽茎,还是它腹背的细毛,是羽茎,增减对天鹅的飞高低才有影响,如是腹背的细毛,增减一把都是不足轻重的。意是说,是羽茎才是贤才,如是腹背的羽毛,虽多也是无用的。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晋平公养士三午,其中定有真贤,为什么平公却感叹没有贤才辅佐、与之共乐呢?这是因平公养士是为博得好士的声誉,而没有去考察和发现其中的贤士,予以提拔和重用,因而食客三千,没有一人脱颖而出,都是混饭食过日子。这说明养士,徒有养士的虚名而已,养士虽多,何益于晋国。而平公以人民的赋税,供这三千人白吃,于民是有害的。

晋平公的先祖晋文公是春秋有名的霸主这一,传位到平公父亲悼公以后国势日衰,而晋平公只知养士而不知贤用贤以辅已,致使晋国政权落入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家之手,终导致三家分晋,晋亡。

燕昭王知贤用贤而兴

《韩诗外传》卷七论及知贤用贤而兴和得贤失贤而亡的史事:

"纣杀王子比干,箕子被发佯狂。陈灵公杀泄治,邓元去陈以族从。自此以后,殷并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邓元也。

"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从齐魏至,于是兴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燕度地计众;不与齐均也。故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昌,失贤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燕昭王得郭隗、邹衍、乐毅等人而兴,很能说明知贤用贤的重要作用。燕国是战国时的小国,土地狭窄,人口稀少,因国内乱,齐国趁机入侵,杀死燕王哙,占领了蓟地八座城池。燕国岌岌可危。燕照王即们后,为了招人才,强齐国以报齐仇,求计于谋士郭隗,郭隗说:"请先自隗始。"昭王便为郭隗筑黄金台,拜之为师。邹衍、乐毅等名士见昭王如此敬重贤臣,便分别从齐国、魏国来投燕国。在他们的辅佐下,燕国富强。昭王派东毅北军破齐,连下七城,齐闵王兵败逃到莒(今山东省莒县),后被杀。齐国是大国,在人力物力上,燕国是无法与之拟的。因昭王能知贤而用贤,使国富兵强,终于打败齐国。

而历史上的亡国,都是因得贤不用之故。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个君主,他沉湎酒色,奢侈荒淫,残虐人民。箕子、比干者是贤臣,是纣王的叔父,箕子早料纣王将腐化,屡次进谏,不听,便佯狂出走;比干为挽救国家,多次犯颜冒死诤谏,纣王不听,反认为比干是圣人,其心与人不同,便剖开其心来看。纣王如此残暴,尽失人心,武王趁机起兵灭纣。陈灵公是春秋末年的陈国君,其人荒淫,大夫泄治极谏不听,反将这杀死。大夫邓元便率族人离开陈国。陈灵公势孤,被人杀死,陈亡,并入楚国。

这确是:"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昌,失贤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项羽为何有奇士不能用

项羽是秦末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懂得兵法,力能举鼎,勇冠三军。他"破釜沉舟",于巨鹿与秦主力决战,九占九胜,大破秦军,诸侯震栗;楚汉相争,他屡战屡胜。他总结其一生战绩时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战绩时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逐霸有天下。"(《史记·项羽本记》)可是,这位盖世英雄却在垓下一战即溃,最后自刎于乌江,其故安在?

说到底还是知人用人问题,正如陈平所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才不能用。"奇士是谁,即韩信、陈平、他俩原事项羽,因不被信任后归汉。韩信在楚是卫士,归汉升为大将,他"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横扫楚国势力,从后方严重威胁项羽。陈平是恐被项羽所杀才投汉,刘邦对他充分信任,言听计从,给他四万斤金用以离间楚君臣,使之上下离心,互不信任,最后,边谋主范增也被迫出走了。

而项羽所亲信的人又怎样?诸项及妻之昆弟未见有什么能耐的人物,倒是有一个"食内帮外"人物,这人就是项羽的叔父项伯。项羽入函谷关后,决定明早攻击刘邦军,彼此力量悬殊,刘邦军是不堪一击的。项伯因与张良相好,夜往见之,叫他速离开,以免与之俱死,张良邀项伯往见刘邦,刘邦与之结为儿女亲家,求他回去与项羽说情。项伯回去对项羽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击之不祥。"项羽听项伯的话,果不攻击。在鸿门宴上,范增使项庄舞剑杀刘邦,项伯拔剑起舞以身护刘邦,项庄不得击。刘邦被封为汉王,都巴蜀,项伯得刘邦金百镒、珠二斗,便代请给汉中地。刘邦不被项羽所杀,并增加封地得以积蓄力量与项羽争天下,项伯是有大功的。

奇才在身边不知而不用,所信任的亲人又帮倒忙,这便是项羽用人唯亲的结果。最后项羽成为孤家寡人,在垓下大败而自刎,这是势所必然的事了。10. 可以不识字,不可不识人"得人者兴,失人者亡",自古以来是人们共识的一条真理。从识字与识人的重要性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天下所须者才,而才诚难知也。普天下所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确实太难了解、识别了。可以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但我们不能因为识人难,就不识天下才了。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几方皋。如果我们对社会存在的贤者不识,那就是国不祥之兆了。因为治国需要贤才。而平凡的人,难以发现杰出的人才。"唯知贤,唯圣知圣,凡人安能知凡人邪?正因为只有贤德的人才能了解贤德的人,圣明的人才能了圣明的人,平庸之贤怎么能够了解杰出失物呢?所以,对于识人者来说,要识贤,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提高自己的综合分析能力,才能为国家需要提供所需要的贤才

一、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人才难得亦难识,这是古往今来人们经过千辛万苦积累而成的共同财富。凡识人有所思,识人有所为的有识之士,总是独具慧眼地悟出人才之所以难识: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识人,自古为难;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有天下者,以知人为最困难,莫难于别真伪;知人之难,良莠难分;知人之难贤佞难辨;任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论资级难于知人,为今识人仍有难;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经师易得,一将难求。虽然知休未易,谁可例轻天下士?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

1.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这是宋朝诗人陆九渊的一句名言,他揭示了识人的基本情况。

说明了世上千难万难的事情,再没有比了解识别人更难的事情了。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一在于"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这就是说,识人这样的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以必然的胜利去迷惑的人的头脑。说明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原因之二在于"人心难测"。

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这就是说人的内心比险峻的高山和深邃的江河还危险,比天还难以捉摸。

事之至难,莫如识人。原因这三在于"人之难知,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枉直。"识别人的难处,不在于识别贤和不肖,而在识别虚伪和诚实。人有坏人与好人之分,英雄有真英雄与假英雄及奸雄之分,君子有真君子与伪君子之分。人还可以分为虚伪与诚实。有表面诚实而心藏杀机,有"大智若愚"表面看上去是愚笨的样子,而内在里却是聪明之人;有"自作聪明"而实际是愚人。有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

事之至难,莫如识人。原因之四在于"材与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也。"即指贤才与非贤才之间,似是而非,难以分解。可以说,任贤非难,知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正因为任用贤德的人并不太难,发现有才能的人才真正的困难。所以,正因为上述种种原因,难怪人们常说,天下者,知人为难。

2. 事之至大,莫如知人

世界上什么事情有是最大的事情?有人说,集体的事是大事;有的说国家的事是大事;有人说,结婚是人的终身大事;有人说,解决人的吃饭问题是大事。这些说法不无道理。

但从更为根本的,识别人之后,"事之至大,莫如知人"。也就是说,相对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大事和小事来讲,世界是所有的一切事情,再也没有比识人用人更大的事情了。

从帝王来说,"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即帝王的作用,没有比识别人才更重要的了。从聪明的人来说,"知者莫在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即对于聪明来说,没有比发现和了解贤者更重要的人了;对于主持政务的人来说,没有比任用贤者更重要的了。古人云:"尚贤者,政之本也"。也就是说,尊重贤士是在于使用贤人。"安危之本在于任人",即国家安危的根本在于任人。"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这就告诉人们:对于治理国防大学家的人来说,任命有才能的人为官,按照礼制确立政策法规,以仁爱之心安抚百姓,凭借信义结交邻邦。如此,官员由有才干的人担任,政事和得到礼教的节制,百姓人心归附只因为他的德行,四邻亲近友善只因为他恪守信义。这样,国家则会安如磐石,炽如火焰,触犯它的一定被撞得粉碎,侵扰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如此,即便是有强悍的敌国存在,又有什么值得畏惧呢?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知人才能善任,正是在知人善任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事之至大,莫如知人。

3. 用人之事,自古为难

知人难,推举贤才也难。因为有贤才的人,在他未成才时,不为人所知,或知之的少,知者如无名权也推荐不了。如果已锋芒毕露,才华超人,会被嫉贤妒才者所忌,不仅不肯推荐,甚至加以诽谤,诚恐其超过自己,或代已之位,对彼尊贵,自己则卑贱。而有的虽知贤也不愿推荐,这种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推荐的人如出事累及自己。故世上虽有奇才,愿推荐的少。

因此,荐贤者不仅要知人之明,还要有荐贤之量,不嫉贤妒才,有为国家荐贤的至公之心,所以说,能荐贤才的人其本人就是贤才。历史事实说明:正因有推荐贤才的贤才,才能出现不少闻名于世的大才,这些大才也与推荐他们的贤才大名共同垂誉于史册。

《宋史·程元凤传》记载:宋度宗时,程元凤任少保,观文殿大学士,他荐举人才,不徇私情。有世交之子来求升官,元凤谢绝,其人累次来请求,言及先世之情,元凤说:"先公畴昔相荐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岂先大夫意哉?矧以国家官爵报私恩,某所敢。"可是有人尝被元凤弹劾,后见他改过,而其才可用,便推荐之,元凤说:"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尽其力也。"

元凤选拔人才是坚持原则的,不应提升的,即使是有恩于已的人的儿子,也不提升,正如他所说不能"以国家官爵报私恩"。而对曾被他弹劾的人,因其改过而才可用,就推荐提升。正如他所说:"前日之弹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尽其力也。"细味元凤言行,值得借鉴的有三:一、推荐和使用官吏、元凤者了出于为国的公心,不存在私人的成见。二、弹劾人是为保护人才,是不使其人走上邪道,使其回到正路,促其成才。三、辩证地看人,对官吏有错误则弹劾,不使其有害于国家;改正了错误,其才可有向擢升,使为国爱尽其才能。元凤如此为国保护推荐人才,只有大公无私的人才能做到。

能否辨伪,与能否知人用人大有关系,崔群向唐宪宗提出要辩伪必须"纠之以法",这是很有见地主张,事见《旧唐书·宪宗本纪》

唐宪宗对宰臣说:"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选任,所谓委寄,必合尽心;及至所行,临事不无偏党,朕临御已来,岁月斯久,虽不明不敏,然渐见物情,每于行为,务欲评审,比令学士,集前代昧政之理,为《辨谤略》,每欲披阅,以为鉴诫耳。"崔群说:"无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有欺诈,审之实难。故孔子有众好恶之论,浸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辨故也。若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为?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甚!"

唐宪宗对下属进言,认真评审其是非,但有时要辨别进言者说的善恶真伪,感到是大难事。因此,他令学士总结前代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写成《辨谤略》,作为鉴诫。崔群说唐宪宗以史为鉴,是可增广聪明的,但事属暧昧,一时是难于辨别的,故孔子有众好恶以分善恶之论。而崔群提出的意见,比这孔子所说的更能解决问题,即:"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这就是以诚待贤,如果行伪作恶,则以法处理,这样做,官必奉公守法,不也作伪为非了。

崔群在宪宗时,官到中书待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预朝政。穆宗继位,因他拥护穆宗储位,故甚得信任,任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他为人清正,时称贤相。

左仆射王起频主持贡举工作,每次贡院考试完毕,都将录取的名单呈现给宰相最后定夺。由于录取的人不多,宰相廷英说:"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绉少,恐非弘访之道。"唐武宗说:"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

由于职权和取才原则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主持取才工作的王起频心中无数,恐取士有失,故呈宰相最后决定。对此,宰相廷英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录取的士人不必呈给宰相决定,二是录取的人太少了,不利于广招人才。对此,唐武宗确定了取士的原则:取士要取有"实艺"的,即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他贵族子弟或出身于寒门。

唐武宗确定取才的原则,负责取才者就可有所遵循。但有了原则还不能保证所取的是有"实艺"的,还要有具体的方法,不然,原则是难于贯彻执行的,有可能落于空谈。

4. 人心难则

俗语说:"人心难测。"人心何以难测?心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它隐藏在人的脑海里;且思想又非固定的,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要摸透人的思想是不易的,故说人心是难测的。

照理说,思想指导人们的言行,人的思想必然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行应该是一致的。可是,各人表现不同,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基从所想与其行一致的,这种人易知;如果其人所想的与他的言行不一致,或者他说的是一套,他要做的又是另一套,这种人就难知。

由于人心难测,人所想与其言行又不一致的,其表现往往是表里不一,互相矛盾,因此 ,古往今来,都有知人难之叹。

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恐怕也道出了"人心难测"的道理。有人说不要轻易相信分他人的知心话,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有的人特别是在情浓之际和话说投机的时候,总是轻信他人的知心话。对方向我吐露了真言,我又为何向人家讲假话。所以把心里的话全掏出了讲给人家听。然而,你可知道,他"真诚"地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他在别人面前又会"真诚"的说话的坏话。因为人都有讨好他人的心理。而且,人总是在变化的。今天你是他的朋友,明天你可能又成了他的对手。是对手,他就可能利用你那些知心话,特别是隐秘的话来攻击你。

所以,心里话往往是不可靠的。对此,最好不要轻易相信它。如果失去了这方面的警惕必已经轻信了别人的知心话,则容易上当受骗。

人们常说,知人难,知人心更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嘴里说的不是心里想的;心里想的又不是嘴里所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汉光武帝刘秀知错庞萌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之一。庞萌在刘秀面前,表现得恭敬、谨慎、谦虚、顺从,刘秀便认为庞萌是对已忠心耿耿的人,公开对人赞誉庞萌是"可以托六尽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其实,庞萌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明向刘秀表忠,暗里伺机而动,当军权一到手,便勾结敌人,将跟他一起奉命攻击敌军的盖延团消灭了。最赏识的人叛变了自己,这对于刘秀是当头一棒,使他气得发疯,后来他虽将庞萌消灭了,但他由于知错人而遭到的巨大损失所迷惑了,竟认为他是"忠贞死节"的"社稷之臣"。而来自敌营的龙萌归附刘秀不久,尚未有何贡献足以证明他的忠心,刘秀竟对他如此信任,毫无根据的。

刘秀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推诚待人,知人善用,不少人因他赏识而成为东汉一代英才。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他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时,也就必然犯了以静止看人的错误。

5. 良莠难分

古人云,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辨人材最为难,盖事有似是而非者:刚直开朗似刻

薄,柔媚罢软似忠厚,廉介有宋似偏隘,言纳识明似无能,辨博无实者似有材,迟钝无学者似渊深,攻忤谤讪者似端直,掩恶扬善者似阿比;一一较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人材优劣真伪,每混淆莫之能辨也。这就是说,世上最难的事没有比识人更难了。辨别人材为佬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呢?这是因为事物有似是而非的,刚直开良礼貌似刻薄;柔媚罢软貌似忠厚;表面看上去十分廉洁而实际并非如此;口出狂言能言明识明,而实际上却是无能之辈;海阔天空,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通表面看来似博学而实际上是空话连篇无真材实学。反映迟钝没有实际学问却似知识渊博;攻击诽谤别人的人却看似正派正直的人;掩饰其恶的一面而将善的一面大肆宣扬者看上去好似刚正不阿的人;将这些一个一个地加以对照比较就不难发现都存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现象,人材的优秀良才与劣等的人材,真材实学的人才与滥竽充数的冒牌货,这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混在一起实在难以真正地区分、识别得一清二楚。说像是的而又不是的,像不是的而又是是的,人材的优秀与低下,真与假,混淆在一起时,真是难以辨别了。

尤其是在无各的人中发现贤才,在拉车的骡马中间相出骏马是何等地不易啊!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良莠之难了。

6. 贤佞难辨

在识的发殿史上,常常能听到许许多多的人经常讲这么一句共同的话,即"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人之所以不易识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上下列原因。

其一,"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也。"这就是说,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必然的胜利去迷惑人的头脑。说明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

其二,"凡有才名人士,心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始乎屏弃,卒不得用"。也就是说,凡是有才能的贤人,必然要遭到阴险浅薄之类人的恶意中伤。起初被迷惑而遭冷落,而最终得不到使用。说明因奸佞之人的无事生非造谣中伤,使得贤才难以被识别而加以使用。

其三,"潜伏着的感情和隐藏着奸诈,是很难从一个人的外貌了解到的。"所以古人说"伏情隐作,难以貌求"。同时也说明了"人之深者有二种。一曰深沉。如纳言自守,容人忍事,内外分明,外边浑厚,不露圭角,不呈才华。此德之上者。一曰奸深。如闭口存心机,深挟诈,形迹诡秘,两目斜抹,片语斜锋。此恶之尤者,切不可以深沉君子,与奸深并观也。"这就是说,人的所谓"深",有两种情况。一是深沉。其表现为少言语而守本份,能容人忍事,内外分明,待人处事浑厚而不呈强,不炫耀才华。二是奸深。其表现为缄口不言而心藏杀机,阴诈深藏,行为诡秘,双目斜抹,说话阴阳怪气。前者是最有道德的贤才,后者是极为险恶的奸人,所以切切不可将二者混淆,造成贤佞难辨。

其四,"贤人必为国计,而不肖者专为身谋。为国计者必持至公,故言直而援少;为身谋者专挟已私,故喻巧而援多。"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品德高尚的人必定一心为国,品质恶劣的人专为自己盘算。一心为国的人定是从最大的公心出发,所以说话直来直去,支持他的人就少;为自己盘算的人必定从私利出发,所以说话曲折巧妙,支持他的人就多。这进一步说明,奸与贤的界限虽是清楚的,然而,要识识别也不是一件易事。

对于佞奸者来说,是因其能以假象蔽其真象,以外表又掩其内心的奸诈,且其谋深术巧,使人迷惑而难辨识。

《吕氏春秋·疑似》指出,物之相似最能迷惑人,它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秘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辨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这大惑,而对人之所加虑也。"这是说,相似的事物最能迷惑人,石似玉,玉工难以辨其真伪;剑似吴干宝剑,铸剑师也难识其优劣;博闻善辨的人似通而实不通,足以惑人而误事,这是贤明君主所虑的。历史上不少亡国之君自恃见识超人而独断独行。其左右也顺其意投其所好,因而被视为心腹忠臣,正是其君似是明崇祯皇帝及围绕在他左右的那班佞臣。崇祯认为他是英明之主,臣下无人超过他,他的旨意就是真理,与他相左的视为庸才,或逆臣,一直至死都认为明亡咎不在已,而是在于群臣无能。他相信的都是对他听话、奉承的宦官和佞臣。正是这些似智、似忠的君臣断送了明王朝。但这位似智的崇祯皇帝,他跟其前几代的只想享乐连朝也不上的皇帝确有点不同,他日夜操劳,好像有作为贤君,故能迷惑人,因而不少人为之惋惜认为他非亡国之君,而处于亡国之时。

奸佞之人能使人不其奸诈,是因其用心险而术巧,对此,《元史·列传四十五》有精避的论述:"奸邪之人,其用心也险,其用术也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知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诌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其欲以立已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明严嵩就是这样用心险而用术巧的奸佞人物。严嵩其人无才略,他最大的本事是巧于婿上,窃谋权利。世宗即以信道求仙著名的那位嘉靖帝,他虽昏庸,却自以为高明,凡拂其意的,不是廷杖,即杀戮,对严嵩则另眼相看,因严嵩善写"青词",并作文为嘉靖歌功颂德。严嵩百事顺嘉靖意,照其意旨行事,故得入阁参与政事。严嵩虽年过六十,精神焕发,勤于政事,日夜在内阁值班,连家也不回。嘉靖大为赞赏,赐其银记,文曰:"忠勤敏达。"严嵩害人不露痕迹,被害的人也不知被谁所害。凡比已位高的,严嵩表面对他很恭敬,实伺其过害之,取其位而代之。崇祯居深宫,大臣难得谒见,只有严嵩得亲近,旨意由他代下,因此他能一手遮天,权倾天下,结党营私,大受贿赂,是当时最大的贪官。嘉靖对他长期信任而不疑。严嵩之能遂其奸,采取的手法都一样,即前所说"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而已,因而"爱隆于上","毒被天下而上莫之"。

佞奸难辨是因心险而术巧,而贤者难识是因其忠而直,故不为庸主暴君所喜欢。《元忠·列传四十五》谈及知贤之难,是由于有下列几种情况:一、贤者不遇时,或无人推荐,因而隐居不出,必然不为世人所知。二、人君知而召之出仕,却不重视,待之如奴仆;或待之以礼,而言不见用;或用其言,而急功近利,且使佞人参与。因此,难以发挥贤者的作用,也就不为其君所赏识。三、贤者不为所知,也是因为:人君居于高位,喜听别人的过错,鸸不喜人说自己的过错,所行是务快已心,而不是务快民心,贤者为公为民必然进谏以纠正其错误,这就使其君很不高兴,不会得到赏识而重用,也因此,君臣就难于相处。而拒谏喜谀的人君,其左右必多佞人,他们最忌贤者,必然大肆诋毁、多方陷害,正直的贤者不获罪杀头已算万幸,又何能发挥其才能为国民做好事呢?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故贤人知难任。

7. 用人不论资级

古人云:"用人不限资品,但择有材。"即主张使用人应该不局限于资格、官队级,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选择。资历、级别、门第,都不过是表面的印记,不能说资历深,官阶大、门第高,其人必有才能。资历深浅,虽对衡量其人所从事的工作熟悉与否可供参考,但不能说工作久了其才必高。官阶高的原因颇多,有的是靠自己才能上升,而有的则因朝里有人,或善于献媚得宠而爬上高位。不能说出于名门必有才,所谓"虎父无犬子"只是自夸。在古代,显贵之家称"高门",卑庶之家称"寒门",这不过是有势者自高其家门以压人,它与人的才能高低毫无关系。因此,以资历、级别、门第论人,则难于知人,如此用人,必然多用庸才,将会失去人才。

西汉时期,很有才华的贾谊,就是因为资历浅而被当时的汉人代老臣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加以排挤。

贾谊,西汉雒阳(今河南洛阳生)人,时称贾生。十八岁时,便以善写文章知名于君中。因他才华、识见超人,为没文帝所重用,后竟被汉老臣谗陷排挤,事见《史记·贾生列传》:

贾谊文才为河南太守吴公常所赏识。"常召置门下,甚幸爱"。汉文帝即位,因吴公治绩为天下第一,征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说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为博士。是时贾生才二十余岁,是博士中最年青的。每次有诏令议事,年老的博士都不能对,只有贾生能答,大家者自认不如。因此,文帝甚为赞赏贾生,给予超级提升,一年之中升到太中大夫。

贾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提出有见识的建议,并评击当时的弊政。他极力主张改革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当时许多律令的重新制定,促使列侯返回封地,都是贾生发难创议的。于是,汉文帝拟任贾生为公卿,与大臣商议,遭到老臣周勃、灌婴等的极力反对,他们谗毁贾生说:"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因此,文帝疏远他,不用其议,贬贾生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贾生郁郁不得志。继为梁怀王太傅。

贾生以年少而受到文帝赏识,一年之中升到太中大夫以至要任他为公卿,这不能引起朝迁上下侧目而视,而引起一些人的妒忌也是不足为奇的。问题的严重在于周勃等老臣的谗毁,实是一种嫉贤妒才的恶劣行为,它使一代英才还未发挥他的作用,便过早地夭折了。说周勃等老臣所说的是诬蔑,是因它是毫无理由和没有根据的,说他"年少初学",意是说他年少资历浅,所学不多,不懂什么。从贾生策对汉朝诸臣之上。个人学识的深浅,不在他年少年老,主要看见识高低,显然,周勃等老臣"年少"而否定贡生是错误的。周勃等老臣责贾生权利的争夺的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周勃等老臣是主张照旧章办事,贾生是主张实行改革。他的政改意见反映在所上的《治安策》,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因西汉建立后兼用分封制,使诸侯势力日益膨胀,已形成尾大不掉的政治形势。要改变这种状况,贾生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就是将诸侯国分封为若干小国,以削弱其力量,这样就可加强中央集权。这对于刘家中央政权及其诸侯王都是有益的。如果及早实行办法,在景帝时就不会出现"七王之乱",文章虽重视贾生的建议,却犹豫不决,因在周勃等老臣压力下,不用其策,并将之下贬,致忧伤而死,时提才三十三岁。

自古以来,贤才多遭忌,非贾生独然。贾生被贬长沙,及渡湘水,作赋吊屈原,即是吊屈原,也是自吊。自屈原至贾生,正足以说明:嫉贤妒才者不仅阻塞贤路,且是贤才的断送者。

8. 如今识人仍有难

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古往今来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识人的难与易又是极不相同的。就社会发展到今天来说,我们有很多识人的有利条件是前人识人时所没有的。不过,在现在的条件下,识人还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人之难,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枉直。即识别人的难处,不在于识别贤和不肖,而在别于识别虚伪和诚实。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识人不易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以必然的胜利去迷惑人的头脑。说明人的奸恶这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

目前,在识别和选拔人才问题上,由于旧思想观念的束缚,使识人产生了一定的困难。如受论资排辈的思想影响。当选拔年轻的同志时,就会有人提出问题:"年轻的提起来,老的怎么办?"最后只以靠"多年媳妇熬成婆",按照年资一茬一茬往下排。应当说这种论资排辈的观念,是识别和选拔人才中的一种最普遍、最顽固的习惯势力。不排除论资排辈的陈旧观念的羁绊,新一代人才就不可能出现。

以个人的好恶看人。在识人和选拔干部中,有的人对工作有独到见解,敢说敢做,有改革创新精神,却被说成"骄傲自大","翘尾巴";有的人主持公道,坚持原则,不依领导"脸色"行事,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却被看作"组织观念差"。相反,对于一些唯唯诺诺,老于世故、善拉关系的人,却被认为是"会办事"、"有能力"的好干部。这样,使某些德才平庸、甚至个别有严重问题的人得以受重用和提拔。相反,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的人才却长期被冷落埋没,不能适时地选拔到急需他们发挥才干的岗位上来。存在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领导和业务部门的同志在看上用上掺杂上了个人恩怨得失的成份,以已所好为优,以已所恶为劣。

9.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中国的一个识人的古语,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是能治军,战时能指挥打战的各类指挥人才。注意识别、发现和培养、选拔一批能担负起跨世纪重任的军事高级指挥人才。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深切地感到军事人才在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我国最早的杰出军事和思想家吕尚在《六韬·龙韬》篇中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两胜,亦不两败。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国,必有破军杀将。"意思是说,两军交战,必有一胜一败,其中不是亡国,就是覆军杀将。他还强调:"故曰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这些都说明军事领导人才是关系到整个军队命运的。因此,选将是十分重要的。孙武在其《孙子·谋攻》篇中说道:"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又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吴起在《吴子·图国第一》中认为,关键的将领对于作战的胜败是至为重要的,他说 :"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意思是,没有合格的军事人才去打仗,只能是自取灭亡。因此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就是说,对待对方的将领,也要看其才干而定出对付的方法。在怎样对待军事人才地位的问题上,吴起主张要"加其爵"、"厚其父母妻子",实行优厚待遇。他说:"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找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实行优厚待遇。他说:"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为轻找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啧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对"能者"实行"爱而贵之"的政策。孙武、吴起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自身就是杰出的军事人才,他们的军事人才思想反映了他们本人的切身体验,因而是十分可贵的。

在封建社会里,曹操既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又堪三国时代人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实践中广招贤才,形成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鼎盛局面,而且公对人才思想有所建树。曹操崇尚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中述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佳宾,鼓瑟吹笙。"并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示能贤才的爱慕与思念之情,也体现了当时封建社会明君贤臣对人才地位的重视程度。

伟在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四十年革命生涯中,始终把人才问题视为关系社会兴衰与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他在1894年致李鸿章书中提出:"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纵观中国历史,大凡社会动乱、战火四起、军事斗争集中而又突出的时候,军事人才就特别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黄金台"、"招贤榜"、"求贤令"、"三顾茅庐"等人才佳话,都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古人云:"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这就是说,若不是先主刘备三顾茅庐,谁能认识隐居茅庐的"卧龙"诸葛亮。正因为刘备慧眼识贤才,曾三次到诸葛亮隐居处请他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打天下中更显出英雄的本色。

刘备"三顾茅庐",力请诸葛亮的故事人人皆知。台湾企业家王永庆先人之行,五访"茅庐",方请得当今台塑集团的首顾问丁瑞铁在台湾金融界颇有地位。1964年,台化公司成立前夕,资金短缺,经企业家陈逢源介绍,王永庆认识了丁瑞铁。当时丁瑞铁大同公司协理,因而婉言谢绝了王永庆邀他到台塑的诚意。但是王永庆没有放弃,他深深知道人才难得,于是效刘备之法,先后五交盛情邀请丁瑞铁。在真诚的感动下,丁瑞铁终于答应了王永庆,决定赴台塑效力。丁赴台塑所需要的资金就此解决。目前,在丁瑞铁的鼎力相助下,台塑创下了台湾化纤纺织的第一位、民营制造业第三位的成绩。

求才贵心诚意挚。王永庆的成功莫不归因于他求贤若渴的执著,这也反映了一个明星企业家应有的风采。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不仅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类优秀人才,而且更需要一批能治党治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领导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农村中,还总是"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所以各级领导干部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我们在识别人才时,更要注意发现、选拔和培养、使用具有领导素质和才能的人才。同样,同农村一样,三百六十行,应当行行出状元。尤其是要识别和选拔好各级各类的领导人才。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他们是国家的决策者、组织者、指挥者、管理者。他们的素质高低,对国家的兴衰和强弱,关系极大。对这类人才的要求要比一般人才的要求高得多,识别和选拔这样的人才难度也相当大,所以,人们为此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便是这样难,也要注意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始终不断地挑下去,挑准挑好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10.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古语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争做"人师",只有博采百家之长,才能"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得心应手地导出一幕幕生动的人间喜剧,真正堪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列宁曾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一种艺术。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称为"万物之灵"的人,它的任务是开拓人的内的潜力,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思想政治工作曾它那特有的感召力,为唤起民众。战胜敌人,改造社会,振兴祖国,发挥了巨在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者获得了人们美好的赞誉。

--"滋润心田的春雨"、"惊醒冥顽的响箭"、"催人奋发的号角"、"锻造一代新人的利器"--不凡的评价,说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神厅而又伟大。

--"心灵的大夫","思想的挚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美好的赞语,显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使命神圣而又光荣。

被人们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李燕杰,就曾遇到一位寻求"尊重"二字的失足姑娘。一天,李燕杰听见一阵急敲门声打开门看,吓了一跳:站在面前的是一位时髦女郎。她披散着曲卷的头发,穿着超短裙,脚上还踩着一双鲜红的高跟鞋。她一进门,头一句应当说:"李老师,我不是好人。"说完,便伏在桌上呜地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原来,姑娘十六岁时就被一帮坏人糟踏了,后来逼得走投无路,渐渐堕落了。她不愿再堕落下去,她能顶住同伙的威胁与诱惑,可是,人们鄙夷的眼光,无端的贬辱,"一日行窃,终生是贼"的议论,却使她失去生新做人的勇气和信心。"李老师,您相信我这样的人还能变好?"姑娘充满泪水的眼睛,急切地等待回答:"相信!你今天来找我,不就是进步吗?你有着没有泯灭的自尊心,我相信你!"姑娘腾地站起来,泪湿的双眼忽地被激情燃烧得晶亮,她紧紧握着李老师的手,接着转身就走了。这位时髦女郎来找李老师干什么?她什么也没要,似乎仅仅就是满足自尊心。自尊心比百万金币还珍贵啊!点燃自尊火花,竟有如此奇功神效!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艺不写"情",就不成其为文艺。同理可说,思想家教育不动"情",也不成其为教育。可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动之以情"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正常的人情温暖被淹没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冰水之中,思想政治工作几乎成为"整人、训人、斗人"的同义语。今天,在饱尝了人情"异化"的酸辣苦咸滋味之后,人们会进一步懂得人情的价值的可贵。

动之以情,情从何来呢?首先是来自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对人民群众的尊重、爱护和关心。"我是教育者,为了教育她,就要真诚地爱护她"。这是一位教师在挽救失足青年时说的话。"只要能用我的赤诚之心去化开青年心中的冰块,把风波平息下来,纵有天大的风险我能承担,纵有千辛万苦我能经受。"这是一位基层干部在教育青年时说的话。"爱青年,就是爱四化大业,爱祖国未来。青年是我心上人,他们进步,我欣慰;他们退步,我忧虑,他们犯错失足,我痛心和内疚。"这是一位优秀团干部说的话。三位教育者不同的语言道出了相同的心声:要情真意切,自己首先就应有一颗赤子心。有了赤子之心,对青年就会爱得深,爱得真,真情实感就会像清澈的泉水自然流露出来。不因为青年有缺点过失,就把他们看"扁"看"死",而是时刻想到自己肩负的重任,尽全力发掘他们身上的"能源",调动他们内在的积极因素,为引导他们进步废寝忘食,为教育他们成长呕心沥血。这颗赤子之心,就是思想教育者永流不断的"情源"。

要点燃别人,自己就应是一团火;要以情感人,自己先要捧出一颗温暖的心。和睦的相处,温暖的友爱,亲切的笑容,这是人们为之共所向往的。而对于那些失足的人们,尤其应该如此。心灵的创伤只能用心灵的温暖来医治,精神的污染只能用精神的甘露来洗涤。枯干的禾苗需要雨水,但急风暴雨会把它摧毁;娇嫩的幼芽需要阳光,但一阵暴晒又可能使它枯焦。一般说来,因过错失足而后进的人,思想感情上与领导、同志之间存在一种"隔膜"和"距离"。此刻,他们特别需要甘露,因为他们那颗心,已经久旱枯萎了。对他们真诚相待,用关心去换取信任,用温暖去启发觉悟,就能促使感情上的沟通,使他主动敞开心灵的大门,任你用精神的雨露去洗涤和浇灌。话剧《救救她》中的李晓霞失足拘留教养期满后,当母亲怕她回来气坏了正患高血压的父亲而不敢接她时,她处于绝望之中。她恨自己的过去,悉自己的前途,望天长叹:"人到了这个地步,这一辈子就算完了,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愿多看一眼,有谁还信得过呢?"于是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此时,是方缓老师把她接到自己家里,用慈母般的温暖体贴,去融化她心灵中的冻结的冰层,在她荒漠般的心灵的土地上,撒下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操的种子。爱的力量,终于使李晓霞告别昨天,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风帆。

"教",有"言教"与"身教"之分,即"诲之以理"与"导人以行"。而"诲人"之"理",又有"大道理"与"小道理"之分。"大道理"者,理之总管也,讲清它,就能使理提纲挈领,叫人触类旁通。世界上,各阶级者看到了" 大道理"的重要,都极力宣扬本阶级的"大道理",以规范人们的行动,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我国古代就把"凡人之患",归于因废"言教"而"訚于大理",故提出"遇物"必以"诲谕"。传说唐太宗李世民产晋王治为太子以后,就常"诲谕"于他:吃饭时,给他讲"稼穑艰难";骑马时,给他讲爱惜物力;乘船时,给他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树下休息时,给他讲"曲木从绳则下,人君受谏则圣"。这位封建帝王如此煞费苦心教诲太子,目的是维护世袭统治。这与我们说的大道理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他不舍"精神哺育"、"以理教化"的做法却是很值得借鉴的。

思想政治工作怎么样"疏导"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来妨借助"治水"略谈几点。

分而导之。治水泄洪,多在主河道两侧,采取各种分洪措施,将洪水分散成小股下汇,这就是"专则急,分则缓"的道理。凡看过四川都江堰的人,都会为我国劳动人民的这大著各水利工程而惊叹。看那汹涌奔腾的岷江之水,泻到灌县城西北的玉垒山前便一分二:一路倾入外江,一咱注入宝瓶口。由于水分两路,引入千百条灌溉泄洪渠道,不仅使汹涌的泯江井然有序,水患消除,而且使得川西平原活野千里,丰衣足食,人寿年富,号称"天府。"人的思想问题的形成,往往是各种矛盾的结合体,轻重缓急熔一炉,主观客观汇一体。有的青年长期精神不振,情绪低沉,究其原因,可能既有不求进取的思想因素,又有个性孤僻的心理成份,也可能还包含与同志关系紧张、身处逆境等客观原因。要错综复杂、纵横交织的各种矛盾面前是,不能茫然无绪,眉毛胡子一把抓,青菜萝卜一锅煮。而要善于抓住矛盾的"整条链子",化急为缓,变重为轻,既牵"牛鼻子",又会"弹钢琴",红花绿叶紧相扶,内因外因分而治,最终求得分而导之的目的。

浚而导之。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年久淤积,酿成水患。疏浚挖掘,清理河道,以致水下泄畅通,谓之"浚而导之"。做人的思想工作,也是一种"清淤"工作。清淤之日,便是疏通之时。思想上的"淤积",有来自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渗入和侵袭,也有千百年来各种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和阻力。长期以来,我们卓有成效地消除旧时留下的愚昧的落后的"淤积",但这不意味着愚昧的落后的"孢子"不复存在,它们像放射性尘埃一样,飘浮在空间,污染着环境,毒害着人们,终于在"放火烧荒"的十年动乱中找到繁衍温床,"潘多拉的盒子:转瞬间又被魔鬼打开,人们清除"淤积",收拾灾难,更需要长久的工夫。因此,无论是做后进的思想工作,还是清理"环境污染",都要明了淤积的程度和性质,学会凌而导之,坚持清淤不止。我们常说一个人思想后进,大抵都是长期积累的"慢性病"。"抗菌"和"耐药"性颇强,常常久治不愈、久感不化,这就更需清其淤积,治其根一,才能使思想渠水畅通,源头清澈如许,赢得"金石"为开,浪子回头。

11. 远近高低人不同

英国丘尔契曾说过:"世界上没有再比交友不慎为害更深的东西了,因为它种下的是疯狂,收获的是死亡。"

在交际中,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善于认识人,辨别人。

认识人、辨别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从上往下看,会把人看矮了;

从下往上看,会把人看高了;

从近往远看,会把人看小了;

从门往外看,会把人看扁了。

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出现"偏视"在所难免。

问题不在于一时的偏,就怕方位的不全。我们只有从"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不同处认识人,尔后综合求出"平均值",才能把人看准、看透。

古今中外识人的历史表明,看人远近高低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孔子对人的看法,由于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人的看法就不一样。据韩非子在《显学》是记载,有一个姓澹台叫子羽的人,长着一副君子的容貌,孔子认为他是个人才;还有一个叫做宰予的人,能说会道,孔子也曾认为他是个人才。后来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久了,才发现子羽的行为与其外表很不相称,宰予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所以孔子感叹道:以貌取人,在子羽身上造成失误,以言取人,在宰予身上造成失误。

达尔文在剑桥神学院读书时,神学成绩不佳。很多人认为达尔文只知道飞鸡斗狗,智力远在普通人以下,是个平庸者,但是植物学教授罗斯却看出达尔文有着特殊的才能。是他特别器重达尔文的观察力和喜欢独立思考的治学品质,并力保他随贝格尔舰进行环球科学考察,从而使一个"平庸"者,成为举世瞩目的科学家。黑格尔在读书时,也被人视为"平庸少年",有人画漫画奚落他,把他画成拄着两个拐棍的小老头儿,认为他是没有什么出息的。但是,有人却很赏识他,他的老师曾在他的毕业证书上写道"健康状况不佳,中等身材,不善辞令,沉默寡言,天赋高,判断力健全,记忆力强,文学通顺,作风正派,有时不太用功,神学有成绩,虽然尝试讲道不无热情,但看来不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语言知识丰富,哲学士上十分努力。"应该说,黑格尔的这位老师是善于识才的。可见,同是一个黑格尔,在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不大一样。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的领导同志,使用和识别人才常常以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划线。对自己奉迎者,无才也是有才;对自己不奉迎者,有才也是无才。所以群众中对此现象概括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我们主伙,这样识人最反映不了真实的情况的。只有站在高、低、上、下、左、右等不同的角度来识人,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既看到其长处,又看到其短处;既看到长中之短,又看到短中之长,才能客观、全面、准确地识别人的使用人。